包豪斯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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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文化记者 李大卫)1918年的维也纳,死于那场所谓“西班牙流感”的文化名人,并不止克里姆特和施勒(《克里姆特、席勒百年祭》 )。在那份漫长的名单中,奥托·瓦格纳无疑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当帝国进入垂暮,施勒这样艺术家通过他的作品和生活方式呈现问题,克里姆特更多是在粉饰问题,而瓦格纳这样的建筑师,则试图解决问题。

今年为瓦格纳举办的纪念展,被安置在市中心卡尔广场上的维也纳博物馆。就在这周边,分布着众多名胜,奥地利国家教堂、音乐协会(即所谓“金色大厅”),还有分离派展馆,都在这一个区域内。更重要的是,他早年求学的维也纳理工学院,还有他设计的分离派风格名作卡尔广场城铁车站(铁架造型带着新艺术遗风),也都在这一带。至于展馆本身,建筑师生前恰好有过一个从未找到甲方的设计,可以算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之一。

今天的维也纳博物馆,是市内一个庞大的展馆组群。位于卡尔广场的,是该系统的总馆。前面提到的城铁车站,还有众多的音乐家故居,从海顿、莫扎特到约翰·施特劳斯,都是这组星座的成员。上世纪初,瓦格纳曾经向帝国当局提交过一个规模宏大的新馆设计,它的模型也出现在现在的纪念展上。除了圆形穹顶和雕像等传统元素,整个设计最大程度上取消了哈布斯堡式的浮华装饰,但也因此没有得到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青睐。随之而来的是半个世纪的战乱与动荡,这座博物馆直到1959年,一直在市政厅借用展出场地。

作为现代建筑的先行者,瓦格纳的设计思想是优先考虑功能、结构和材料,而不是外表,更不是对于历史风格刻意仿效。两百年前拿破仑战争结束,欧洲列强在维也纳重划地缘势力范围,这里成为新国际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开明专制体制下的工业化和经济繁荣,还有一个消费欲旺盛的中产阶级群体。当时由毕德迈尔代表的家居设计浮夸而矫饰,至今还是保守俗套的市民趣味的代名词。很多人把这当作美好的往昔加以怀旧,搭配着茜茜公主的形象和约翰·施特劳斯的轻音乐。而在这背后,则是梅特涅设计的内部控制政策和书报审查制度。当时的文化趣味也渗透到城市生活的更多方面。

今天看到的维也纳,是十九世纪中叶改造的结果;拆除的古城墙原址上修建了环城大道,众多外观堂皇的公共建筑物出现在道边——市政厅、歌剧院、市立剧场、议会大厦,还有玛丽亚·特蕾莎广场上的艺术史及自然史博物馆。对于游客,这个城市代表最通俗意义上的美观,但光鲜外表的代价是居住空间的严重短缺,以至很多本地人要在咖啡馆消磨时间,意外促进了公共空间和副刊文化的繁荣。这一语境中走出路维特根斯坦这种风格极简的思想家,以及佛洛伊德这样的心理病灶诊断者,绝对不是偶然。

而在建筑领域探寻类似出路的,瓦格纳属于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历史走到一个新的节点,传统和现代性彼此再难相融,反映到文化艺术领域,和瓦格纳过从甚密且有深度合作的维也纳分离派,也就此应运而生。但他本人致力的是一个应用性的领域,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先行者领先历史超过半个身位,就会有种种问题。那最多是一个提出问题的时代——画家施勒,音乐家马勒、勋贝格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人物——至于解决,还没排上议事日程,当社会主流还在相信岁月静好。在此之前,奥地利面对普鲁士的挑战节节败退,维也纳人的反应则是伴随着施特劳斯的新作《美丽的蓝色多瑙河》歌舞升平。

瓦格纳的作品,实际建成的并不算多。上文提到的卡尔广场城铁车站早已成为旅游名胜,也是各国文艺青年热衷的自拍背景。他为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设计的圣列奥波德教堂,曾经出现在奥地利发行的一百欧元纪念币上。大型作品当中,最重要的当属奥地利邮政储蓄银行。这栋位于环城大道上的八层钢筋水泥建筑,虽有表面帖饰和天使雕像,但给路人强烈的现代化工业效果和坚固印象。在其内部,各层地面创造性地使用了超厚玻璃结构,给人透明坦率的印象。这是瓦格纳和新艺术风格彻底告别的标志。

他的设计思想,更多是由后辈实现的。作为维也纳大学的建筑学教授,他的众多弟子们,在一战之后的左倾时代,完成了大量工程项目,包括著名的卡尔·马克思大院,都是明显带有功能主义倾向的设计。那是一个继续通过建筑解决社会问题的时代,但也由于造成巨额财政透支,又造成了新的政治动荡,包括纳粹势力的崛起。

随着浮华建筑风格近年在全球大行其道,瓦格纳被重新发现,自有其特殊的针对性意义。与维也纳的纪念展同时,远在欧洲另一端的马德里,也在阿托查车站附近的西班牙商业银行文化中心,举办他的同道阿道夫·鲁斯的特展。其中再次强调瓦格纳建筑思想的影响,及其当前的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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