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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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文化記者 李大衛)1918年的維也納,死於那場所謂“西班牙流感”的文化名人,並不止克里姆特和施勒(《克里姆特、席勒百年祭》 )。在那份漫長的名單中,奧托·瓦格納無疑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當帝國進入垂暮,施勒這樣藝術家通過他的作品和生活方式呈現問題,克里姆特更多是在粉飾問題,而瓦格納這樣的建築師,則試圖解決問題。

今年爲瓦格納舉辦的紀念展,被安置在市中心卡爾廣場上的維也納博物館。就在這周邊,分佈着衆多名勝,奧地利國家教堂、音樂協會(即所謂“金色大廳”),還有分離派展館,都在這一個區域內。更重要的是,他早年求學的維也納理工學院,還有他設計的分離派風格名作卡爾廣場城鐵車站(鐵架造型帶着新藝術遺風),也都在這一帶。至於展館本身,建築師生前恰好有過一個從未找到甲方的設計,可以算是他職業生涯最大的遺憾之一。

今天的維也納博物館,是市內一個龐大的展館組羣。位於卡爾廣場的,是該系統的總館。前面提到的城鐵車站,還有衆多的音樂家故居,從海頓、莫扎特到約翰·施特勞斯,都是這組星座的成員。上世紀初,瓦格納曾經向帝國當局提交過一個規模宏大的新館設計,它的模型也出現在現在的紀念展上。除了圓形穹頂和雕像等傳統元素,整個設計最大程度上取消了哈布斯堡式的浮華裝飾,但也因此沒有得到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的青睞。隨之而來的是半個世紀的戰亂與動盪,這座博物館直到1959年,一直在市政廳借用展出場地。

作爲現代建築的先行者,瓦格納的設計思想是優先考慮功能、結構和材料,而不是外表,更不是對於歷史風格刻意仿效。兩百年前拿破崙戰爭結束,歐洲列強在維也納重劃地緣勢力範圍,這裏成爲新國際中心。隨之而來的是開明專制體制下的工業化和經濟繁榮,還有一個消費慾旺盛的中產階級羣體。當時由畢德邁爾代表的家居設計浮誇而矯飾,至今還是保守俗套的市民趣味的代名詞。很多人把這當作美好的往昔加以懷舊,搭配着茜茜公主的形象和約翰·施特勞斯的輕音樂。而在這背後,則是梅特涅設計的內部控制政策和書報審查制度。當時的文化趣味也滲透到城市生活的更多方面。

今天看到的維也納,是十九世紀中葉改造的結果;拆除的古城牆原址上修建了環城大道,衆多外觀堂皇的公共建築物出現在道邊——市政廳、歌劇院、市立劇場、議會大廈,還有瑪麗亞·特蕾莎廣場上的藝術史及自然史博物館。對於遊客,這個城市代表最通俗意義上的美觀,但光鮮外表的代價是居住空間的嚴重短缺,以至很多本地人要在咖啡館消磨時間,意外促進了公共空間和副刊文化的繁榮。這一語境中走出路維特根斯坦這種風格極簡的思想家,以及佛洛伊德這樣的心理病竈診斷者,絕對不是偶然。

而在建築領域探尋類似出路的,瓦格納屬於開風氣之先的人物。歷史走到一個新的節點,傳統和現代性彼此再難相融,反映到文化藝術領域,和瓦格納過從甚密且有深度合作的維也納分離派,也就此應運而生。但他本人致力的是一個應用性的領域,需要解決實際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一個先行者領先歷史超過半個身位,就會有種種問題。那最多是一個提出問題的時代——畫家施勒,音樂家馬勒、勳貝格都是這方面的傑出人物——至於解決,還沒排上議事日程,當社會主流還在相信歲月靜好。在此之前,奧地利面對普魯士的挑戰節節敗退,維也納人的反應則是伴隨着施特勞斯的新作《美麗的藍色多瑙河》歌舞昇平。

瓦格納的作品,實際建成的並不算多。上文提到的卡爾廣場城鐵車站早已成爲旅遊名勝,也是各國文藝青年熱衷的自拍背景。他爲施泰因霍夫精神病院設計的聖列奧波德教堂,曾經出現在奧地利發行的一百歐元紀念幣上。大型作品當中,最重要的當屬奧地利郵政儲蓄銀行。這棟位於環城大道上的八層鋼筋水泥建築,雖有表面帖飾和天使雕像,但給路人強烈的現代化工業效果和堅固印象。在其內部,各層地面創造性地使用了超厚玻璃結構,給人透明坦率的印象。這是瓦格納和新藝術風格徹底告別的標誌。

他的設計思想,更多是由後輩實現的。作爲維也納大學的建築學教授,他的衆多弟子們,在一戰之後的左傾時代,完成了大量工程項目,包括著名的卡爾·馬克思大院,都是明顯帶有功能主義傾向的設計。那是一個繼續通過建築解決社會問題的時代,但也由於造成鉅額財政透支,又造成了新的政治動盪,包括納粹勢力的崛起。

隨着浮華建築風格近年在全球大行其道,瓦格納被重新發現,自有其特殊的針對性意義。與維也納的紀念展同時,遠在歐洲另一端的馬德里,也在阿託查車站附近的西班牙商業銀行文化中心,舉辦他的同道阿道夫·魯斯的特展。其中再次強調瓦格納建築思想的影響,及其當前的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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