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岷:以史爲鏡,可以知興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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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微信公衆號 比較(ID:comparative-studies)

作者 廖岷

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經濟四局(國際經濟局)局長的廖岷已出任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廖岷是一位著作頗豐的學者型官員,不僅有關於金融改革、金融監管等方面的論文發表,也有不少這方面的專著,例如《全球金融何處尋求再平衡》。作爲學者型官員,他還一直跟蹤國內外學界的研究,領銜翻譯了《人爲製造的脆弱性》《歐元的思想之爭》《宇宙的主人,市場的奴隸》等專業圖書。我們特選擇他在兩年前爲《人爲製造的脆弱性》所寫的譯者評論。

美國學者查爾斯·凱羅米里斯(Charles Calomiris)和史蒂芬·哈伯(Stephen Haber)合著的《人爲製造的脆弱性:銀行業危機和信貸稀缺的政治根源》,2014年出版後,被英國金融時報和麥肯錫推薦爲“2014年最好的18本商業書”。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推薦詞中用“資料豐富(informative)”形容本書,《金融之王》的作者利雅卡特·艾哈邁德對本書讚譽有加:“如果你正在尋找幾個世紀以來銀行業發展的豐富史料以及政治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書所做的研究無出其右者,不愧爲經典之作”。我們在翻譯過程中,對此也是感同身受。

兩位作者以其多年研究金融危機、政治制度、產權制度以及經濟史的深厚學術積澱,通過縱橫對比英國、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五個國家自17世紀以來的銀行業發展及政治環境變遷,得出了本書的核心觀點,即金融危機和信貸稀缺並非隨機分佈,而是來源於“銀行交易博弈”。作者認爲,銀行體系是“銀行交易博弈”的產物,政治交易下的“利益夥伴關係”主導着銀行業政策的制定,決定着從牌照發放、網點設置到信貸分配,從監管模式到銀政關係等內容,而這些內容反過來又決定了該國實體經濟獲得信貸的便利性以及發生系統性銀行業危機的可能性。

本書的寫作緣起於2007—2008年金融危機,但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絕非僅限於此次危機。作者首先列出了一系列驚人但卻一直被人忽視的事實:一是危機廣泛存在,在1970—2010年間,117個國家中僅有34個國家(29%)未遭遇過銀行危機,62個國家遭受一次危機,21個國家經歷兩次及以上的危機;二是國家間對比鮮明,自1840年以來,美國遭遇過12次銀行危機,但鄰國加拿大卻從未遭遇過危機,加拿大比美國天氣嚴寒的解釋只能是一個笑談;三是穩定且信貸充裕的地區極少,只有六個,其中一半是小型經濟體,如新加坡、中國香港,較大的經濟體中僅有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基於以上事實,本書提出了其核心需要回答的問題,既然金融能促進經濟增長,爲什麼穩定且高效的銀行體系如此稀少?

作者的回答是,銀行體系的脆弱性和銀行信貸的稀缺性反映了一個國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結構,政治是銀行賴以運行的產權制度的核心元素,各國無法“選擇”其銀行體系,只能在政治制度允許範圍內形成和發展各自的銀行體系。銀行體系要得以運行,必須解決三大產權問題:大小股東和存款人權益均需得到保護免受政府侵害;存款人和小股東利益需得到保護,免受大股東侵害;大小股東以及存款人權益均需得到保護,免受債務人侵害。三大產權問題的解決都需要藉助政府力量,但現實情況是,政府與銀行又有着內在的利益衝突:政府既監管銀行也從銀行融資;政府以法律形式確保貸款合同執行,緊逼借款人償還債務,但在政治上需要借款人的支持;政府在銀行破產時決定損失的分配,但又需要存款人的政治支持。

正是這種相互關係,決定了各國的銀行體系都是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博弈的產物,即“銀行交易博弈”。銀行交易博弈很大程度上遵循政治邏輯而非效率邏輯。博弈的結果決定了市場準入與競爭,信貸標準與定價,銀行破產時的損失分配,以及銀行業監管制度的設計。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博弈參與方各不相同,取決於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

作者查爾斯·凱羅米里斯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金融制度學和金融史是其專長,史蒂芬·哈伯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教授,對產權有長期的研究,兩位學者各自居於美國東西海岸,歷經四年時間的思想碰撞,最終共同完成了這本跨歷史、政治和經濟學的長篇鉅著,爲世人觀察各國銀行體系發展提供了“銀行交易博弈”這一獨特的視角,闡述了不同的銀行體系爲何是由政治交易塑造的,又是如何被塑造的。在浩如煙海的現代銀行業危機研究文獻中,這樣的研究視角的確是另闢蹊徑。其翔實的史料和獨特的視角,無論是貨幣當局、監管者、銀行家,還是普通金融消費者都可以從自身的角度,獲得對銀行業發展新的認識。

在研究路徑上,本書不拘泥於特定的理論流派和體系框架,而是以一種更爲平衡和實用的研究路徑,通過借鑑衆多學術傳統中的概念、理論和方法來闡釋重要的社會問題,忠於知識的探究和問題的解答,既包含純粹的學術辯論,也試圖回答決策者和從業者的現實困境。誠如作者自己所言,“我們並不試圖兜售一個精巧的、永恆不變的模型來解釋銀行成敗的一切。相反,我們只是嘗試一種特殊的思考方法來展示政治和銀行體系的關係,以理解銀行體系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運行方式。我們的框架結合了歷史知識和博弈邏輯。這一思維方式爲我們理解所觀察到的世界提供了獨特視角,但也具有重要的否定意義——即我們需要對現存的主流觀點進行修正”。通過數據模型分析,找出國家間共性因素解釋某一宏觀問題的研究方法在此次危機後已飽受質疑,後危機時代的迷思呼喚更多從制度和歷史角度出發的研究,更多不僅限於歐美的比較研究,更多對複雜問題的解釋框架的構建而非強調單一要素作用的大理論探索,本書體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更趨包容、開放、平衡和實用的研究範式。而作者對於史料的充分掌握和嫺熟運用,讀來興趣盎然,也是使之超越同類書籍而有望成爲經典的核心要素。

以史爲鑑,正如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道格拉斯·諾思曾說過,“歷史總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我們可以向過去取經,還因爲現在和未來都藉由社會制度的連續性與過去連接。今天和明天的選擇是由過去決定的”。本書在歷史視野下關注政治因素對於金融制度變遷的影響,既揭示了各國銀行業發展中的路徑依賴,也爲宏觀和微觀金融制度安排提供了有益借鑑。

首先,在銀行准入、市場競爭和市場效率方面,本書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歷史比較,給出了鮮明的答案。1694—1825年,英格蘭銀行業高度壟斷,僅有一些微小的鄉村銀行和金匠銀行,以及唯一一家大型商業銀行英格蘭銀行,所有銀行幾乎都沒有分支機構。而同一時期,蘇格蘭卻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競爭性的銀行體系,三家特許銀行平均各有15家分支機構,放開銀行特許權後出現了衆多普通商業銀行,平均下設3個網點。由此形成的結果是:蘇格蘭的人均銀行資產是英格蘭的1.25倍,存貸款利差比英格蘭低1個百分點,銀行倒閉率僅爲英格蘭的1/5,同時蘇格蘭銀行業出現了大量的組織形式和業務工具創新,成爲當時全球銀行業的典範。事實上,多國經驗表明,微觀主體的多樣性和差異化是有“牌照準入”行業實現市場效率和提升競爭的重要保障,一個能夠穩健應對沖擊的金融系統應該是多樣化的。我國目前以銀行業爲主的金融體系結構,決定了在提升金融體系整體效率和服務水平的過程中,除了進一步發展直接融資之外,提升間接融資配置金融資源的效率也是重要方面,其核心就在於如何激發銀行業微觀主體的活力。具體來說,一方面要允許並鼓勵現有銀行業金融機構深化改革,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提升經營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擴大對內開放,引進更多符合條件的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但作爲新的市場參與者,民營銀行如何找準市場定位、明確發展戰略,如何互補發展、錯位競爭,都是現在和未來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

其次,貫穿本書始終的三大財產權問題是各國銀行業發展面臨的共性問題,但在不同國家的表現不同,政府的解決方式也必然有所不同。在大小股東權益與公司治理方面,確保小股東以及存款人的權益得到保護,免受大股東侵害,這是本書提出的銀行運行的三大基本財產權問題之一。對於大股東對公司治理的兩面性已有很多討論,即股權集中有利於克服外部性障礙,爲其他外部股東提供“監督”這一公共產品,但大股東追求其收益的代價有時需由全體股東承擔。商業銀行的資本結構、風險屬性、受政府監管以及擔保的程度都與普通工商企業不同,大股東控制權濫用的形式也有其特殊性,既有關聯交易下的內幕交易或欺詐,也有大股東蓄意引導銀行從事高風險業務,而且存款保險以及最後貸款人等制度安排在提升系統穩定性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市場自律,使銀行債權人的約束機制難以發揮應有作用。在全球範圍內,既有英美銀行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也有大量股權相對集中的商業銀行,面對中小股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終極股東的控制權與現金流權隨着控制層級的增多而逐漸偏離的情況,如何推動董事會內部制衡與獨立性建設,最大限度減少大股東侵害少數股東和存款人的可能性,維護各方利益,提高公司治理效能,所有這些,都是我們需要繼續思考並解決的問題。

最後,在後危機時代,本書探討的政府、銀行和市場三者間的互動關係問題更顯突出。美國自1840年以來發生了12次銀行業危機,而加拿大同期卻從未發生過銀行業危機,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於美國各州嚴格限制銀行跨州經營,銀行無法分散風險,而長期以來加拿大在政府監管部門的政策扶持下,始終保持由全國範圍經營的少數大銀行組成的銀行體系,這一體系有效地實現了銀行風險的分散與銀行體系的穩定。本書通過對英格蘭和蘇格蘭,美國和加拿大銀行體系的不同發展路徑比較,本書對特許行業中如何培育競爭,如何實施適度監管,如何防範道德風險都給出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對於全球金融危機後思考銀行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啓發和參考意義。無論對於何種政體的國家,如何通過適度和有效的監管體制,讓商業銀行在資源配置和財富管理中起到主導作用,使商業銀行在支持國家戰略中保持商業主體的可持續發展,如何形成政府、銀行和市場三者間的良性互動關係,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並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本書都提供了有益的思考。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裏提出:“在人類社會的大棋盤上,每個個體都有其自身的行動規律,和立法者試圖施加的規則不是一回事。如果他們能夠相互一致,按同一方向作用,人類社會的博弈就會如行雲如水,結局圓滿。但如果兩者互相牴牾,那博弈的結果將苦不堪言,社會在任何時候都會陷入高度混亂之中。”可見,制度是重要的,是解決政府與市場關係必不可少的領域。政府與市場關係中最核心的內容是,市場必須是自主的,政府不能直接干預市場,政府的作用是輔助市場和保護市場。政府通過解決三大財產權問題,提供銀行運行的基本條件;通過提供獨立司法來保證合同執行;通過採取政策措施應對市場失靈。政府的這些作用在經濟學中得到了充分的討論。中國金融體系以銀行業爲中心,政府與銀行的關係更爲突出。近年來銀行業市場化水平逐步提高,減少各級政府對銀行的直接干預,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被證明是正確的選擇。另一方面,銀行業也影響着政府,銀行業在各國不同的政治經濟變遷中始終發揮着歷史性作用,這一點在本書的闡述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證。從最早期的國王融資工具、戰爭和擴張融資工具,到後期的支持帝國貿易發展,銀行業與政治間的相互塑造關係始終存在。在今天的現代國家,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銀行業也同樣發揮着相應的歷史性作用。銀行業風險中仍然有源於政治的部分。比如,中國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就是一個金融機構與銀行業、政府與市場博弈的產物。銀行業必須堅持服務實體經濟,但也必須是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

此外,在金融監管框架安排方面,各國監管框架安排的差異也受到各國曆史與政治的影響,並非完全出於效率考慮。美國金融危機之後,並沒有採用“雙峯”或“統一”的監管模式,美國監管同人曾介紹,最終的選擇其實是國內政治力量角力的結果,而非純粹爲監管效率所左右。現代金融的歷史已經證明,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和信貸的充足性與具體採取何種監管架構和制度安排沒有必然的對應關係,分業監管或混業監管,並不必然導致風險監管能力的差異,與銀行業的最終盈利能力更無直接關聯。以中國當前的互聯網金融監管爲例,既要考慮監管框架,更要考慮在歷史和體制機制形成的監管架構下,監管能力是否能與市場變化同步提升。按照良好監管原則,決定一個國家金融監管和風險管理水平的因素主要包括:貨幣當局與監管當局的獨立性、專業性以及資源的質與量;整體金融信息體系的優化以及數據分析和共享的提升;系統性風險的前瞻監測預判與單體重大風險的及時干預和化解能力;依法監管與合規經營的堅守與堅持等,這些問題,無不與“銀行交易博弈”有關。總體而言,對於尚處金融深化過程中的新興市場國家,建立現代銀行業體系,塑造政府與銀行體系的良性互動關係,建立有效的監管體系,是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建設的重要環節。在這方面,本書無疑具有一定的參考借鑑意義。

作爲譯者,在翻譯中,尊重原文是譯者遵循的重要原則,但不容否認,書中的部分觀點及論述,特別是對於中國的諸多觀察與判斷,由於作者或許未能及時跟進中國金融和銀行業的最新發展,分析有失偏頗,有些結論也比較簡單。例如,作者提到“國企將其成功建立在……銀行虧損之上”,實際情況是,從不同類型企業貸款質量看,國有大型企業信貸的不良率一直低於中小企業,2015年6月末全國商業銀行的數據顯示,大企業和小微企業的不良率分別爲0.74%和2.46%;從銀行業利潤看,2014年中國銀行業淨利潤1.56萬億元人民幣,這當中相當部分來源於銀行服務國有企業;從不同類型銀行看,不僅國有銀行,在華外資銀行也同樣努力併成功地拓展國有企業客戶。不難看出,原因不是因爲“銀行由政府控制”,實際上我國銀行業在審貸標準中並沒有對於不同所有制企業的不同標準,近年來小微企業、三農等薄弱環節的信貸增速也一直高於各類信貸的平均增長水平。當然,貸款難、貸款貴的問題還需要探索更多的辦法加以解決。

當前中國銀行業真正的問題所在,依筆者的觀察,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一是規模擴張與能力缺陷的矛盾。自2008年以來,中國銀行業信貸長期剛性擴張,各項貸款餘額從32萬億元增至87萬億元,年均增長18%,遠超同期GDP增速。中國銀行體系整體規模目前在世界各國中位居第一。若與美國相比,2004年,美國四大銀行(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花旗和富國)資產共計4.2萬億美元,利潤427億美元;中國四大行資產2.1萬億美元,利潤126億美元。2015年第三季度,美國四大銀行資產8.1萬億美元,年化利潤864億美元;中國四大行資產11.8萬億美元,年化利潤1412億美元。 中國銀行業之大已舉世矚目,然而其背後存在的最大問題在於“大而不強”:一方面,仍以利率管制庇護下的傳統銀行業務爲主要利潤來源,另一方面,呈現嚴重的經營同質化現象。下一步,有必要引導各類金融機構發揮各自特長、各司其職,而不是推動一類機構“通吃”所有業務。比如,對於當前最主要的綜合化經營和國際化經營需求,監管機構可以設置必要的清晰明確的評價標準、特定的監管框架和指標約束,允許滿足相關風控和經營質量要求的金融機構獲得經營資格。這種安排,也有助於引導金融機構不斷通過做強,而不是通過做大來獲得更多金融創新的機會。如果最終能產生1—2 傢俱有全球競爭力的國際性銀行,3—5 傢俱有區域競爭優勢的地區性銀行,幾十家各有業務特色的全國性銀行和一大批根植於社區、服務於基層的地方性銀行,則將是一個較完善和更加穩定的差異化銀行體系。

問題之二在於經營環境變化與風控滯後的矛盾。一是面臨國內外經濟環境和信用環境的變化,銀行業的風險管理正在經受考驗,有些領域表現得差強人意。商業銀行普遍嚴重依賴抵質押物和擔保,缺乏從一羣客戶中主動發現其不同風險水平的能力,如過去幾年一些地方發生的鋼貿風險,就暴露出銀行業風險管理能力的嚴重不足。另外,“當鋪式”銀行、“官僚式”銀行、“獨立王國式”銀行屢見不鮮。一位長期在中國工作的西班牙銀行家曾評論,中國大型國有銀行的各地方分行有各自不同的管理體系、業務品種和操作流程,還有不同的“脾氣”,每次與一家不同的分行接洽,就像是接觸一家全新的銀行。二是對於正在不斷推進的資本項目開放、利率匯率市場化等重大變革,商業銀行在更開放體系下,管理國別風險、流動性風險、銀行賬戶利率風險和市場風險等,都將面臨更大挑戰,是否能做出適應性安排,是擺在我國商業銀行面前的重大課題。

如果從制度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過去幾十年我國金融改革,尤其是銀行業改革,是一個從原來計劃經濟體制下充任財政會計逐步轉向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商業化經濟主體的根本性制度轉型過程,期間伴隨着政府、銀行、各類股東和存款人關係的不斷協調,這個制度轉型過程至今仍在繼續。當然,中國銀行業在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一種相對較長、偶有反覆的轉型過渡期中,更好地平衡政府與市場、監管與創新的關係。理論上,我們似乎可以一夜之間找到多種多樣的建議和意見,但在實踐之中,這些問題的解決往往極其複雜,需要艱辛探索。往往解決舊問題的新制度一旦建立,馬上就會帶來新的問題和挑戰。這是這本書完全沒有觸及的問題或考慮的角度,這也是很多西方學者在研究中國經濟金融問題時往往容易忽略的問題。

正如書中所說,“用實踐檢驗想象,眼見爲實,不再憑空幻想”,不以“簡單堆砌事實”來“得到科學”,本書的理論和分析框架是否適用於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衆多國家,還有待未來用更多的案例來驗證,用“事實”組成科學,用“實踐”檢驗結論。從這一意義上說,本書只是在銀行危機的研究領域開啓了新的視角,如何結合我國金融和銀行業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的成就,以及依然存在的問題去客觀分析總結,應是當代中國金融從業者和學者共同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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