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为何此时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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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财经独家特约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 王一峰

今年一季度,我国广义货币M2增速为8.2%,M1增速为7.1%,信贷增速12.8%,存贷款增速缺口不断拉大。3月份社融增长1.33万亿,增量显著低于预期,这与影子银行体系供给受到打击不可分割,广义价格体系上行趋势印证了信用紧张的事实。当前,影子银行体系的收缩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银行体系负债问题持续发酵,导致流动性脆弱程度与日俱增,进而出现了制约信贷投放的迹象。央行此时降准替换用以替换MLF,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

2017年,银行体系“融资难、融资贵”就已经出现并在持续强化,但彼时央行由于担心降准冲击人民币汇率稳定以及囿于美联储加息影响资本运动的外围环境,而仅愿意通过OMO+MLF等公开市场行为进行流动性投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持续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截至2017年末,公开市场投放的余额存量OMO为1.25万亿,MLF为4.52万亿,PSL为2.69万亿,此外还有SLF0.13万亿,累积达接近10万亿,这一数字比2016年末明显增加。

但是,央行的这种看似精准的流动性投放形式却存在诸多潜在问题:一是随着OMO+MLF余额的越滚越大,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安全高度依赖向中央银行借款,中央银行也需要高超的智慧对未来流动性态势精准把握,这些都加大了流动性管理难度;二是银行体系核心负债增长匮乏的内生性问题并未解决,且不同银行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前期依赖金融市场融资较多的中小银行受冲击较大;三是向央行借款成本高于一般性存款但低于公开市场融资,一方面这会造成银行负债成本的滚动提高,另一方面又可能存在核心交易商银行向其他商业银行的套利。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在去年银监会“三三四十”等监管政策作用下,造成影子银行体系出现收缩,进而减少了影子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造成信用供给不足。作为表现的是,在 “三三四十”检查开始后2017年年中货币增速落入单位数之后,M2增速便再无明显回升。

存款增长的乏力已经且正在造成巨大的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所有融资主体均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核心低成本负债的增长乏力迫使一些银行谋求成本更高的融资方式,通过变相价格竞争来做大客群、吸引客户,今年以来结构性存款的增长,导致负债成本走升进而推高资金定价,所有融资主体均面临成本上升的压力。对公和零售领域新发放贷款定价显著走高,其中按揭贷款定价走高程度尤为显著,而根据融360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2018年2月全国首套住房按揭贷款平均利率为5.46%,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倍,这一数值比去年同期的4.47%上涨了22%。而央行MPA考核指标抑制一浮到顶的存款利率定价,迫使商业银行转而推广受约束较少的其他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产品,市场竞争加剧了负债成本的进一步上行。前期央行对MPA存款利率浮动幅度的放松,可以视为是对两条收益率曲线利差不断拉大的一种修正。二是表内资金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跳升风险。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部门压力巨大,部分银行司库持续性负差,存贷比、资负比不断恶化,以至于正在接近不稳定的边缘,任何小的扰动因素都可能被显著放大,造成资金市场的大幅波动和市场恐慌情绪的蔓延,导致资金市场利率脉冲上行。三是影子银行体系可能存在现金流断裂风险。受监管政策影响,反映影子银行活动的信托贷款和委托贷款增长缓慢甚至一度出现负增长,这会造成原先主要通过影子银行体系进行融资的弱资质信用主体融资困难,诸如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其很难简单的把融资方式转回表内,在这些主体上更可能出现现金流断裂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前期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也与规范通过理财的场外配资有显著关系。四是信贷投放也可能因为存款增长乏力而受到约束。在存贷比畸高、流动管管理难度加大的压力下,不少商业银行开始推动以存定贷的考核方式,这使得负债稀缺的机构变得没有资源继续支持实体经济融资,加剧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比较可悲的是,从银行体系自身运行的内在机制看,我们很难找到未来存款压力缓解,流动压力缓和的内在动力。比较有利的一面是,当前除对流动性释放的客观需要外,进一步释放流动性的外部约束也在变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预期稳定,为进一步采取激励措施深度释放流动性创造了条件。

本次,央行通过降准替换MLF来进行相应置换,我们认为总体有利于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中性适度,在减轻公开市场操作压力,降低银行体系成本,促进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我们未来依然可以运用更多结构性的定向流动性优惠举措,鼓励商业银行补齐供给短板,加大对扶贫、小微、“三农”和绿色金融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甚至不排除普遍性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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